黄金渔场:中共这次提供了一种社会公益

然而，这种认可并没有阻止霍华德·赵享受他在中国的时光。自去年10月中旬从旧金山抵达上海以来，他主持了一场20人的商务晚宴，去了一家爵士酒吧，看了一场电影，去了一个海鲜市场，还飞到深圳考察一家生产自动驾驶汽车的创业公司。“这就是我今天在上海吃午饭的地方，”去年11月6日，他在脸书上写道，还配了一张人们吃饭的照片。“开始思考正常的生活是什么样的。”赵说，他在中国遇到的人对美国每天有这么多新感染病例感到“困惑”和“难以置信”。

“中共这次提供了一种社会公益，那就是稳定，”去年8月从香港搬到北京的投资者董海涛表示。对董亚东来说，他在中国的成功给了他实现财务自由的机会。他正在打造一家资产管理公司和一家经营普洱茶的初创公司。他对中国经济持乐观态度。他相信，疫情过后，在年轻一代的推动下，中国将拥有更强大的供应链和充满活力的消费经济。与他这一代成长于全球化时代的年轻人相比，年轻一代对中国传统文化更感兴趣，比如茶。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，董耀东从纽约搬到了香港。他决定离开香港是因为香港在疫情期间缺乏活力，而很多内地城市似乎充满了活力和希望。“我觉得我在香港找不到我想要的自由，”他说。

西方可能会发现，在中国使其模式如此具有吸引力之后，它必须更加努力地推广其“自由”的愿景。商人兼作家克拉克于1994年在北京创办了一家技术咨询公司。自去年11月中旬(进入中国后)隔离结束以来，他访问了4个中国城市，参加了许多活动和会议，其中有900人参加。克拉克百感交集地承认:“你希望这不是真的，但它确实看起来有点像事实。”他说，北京和上海越来越国际化，那里的消费者也越来越成熟。

克拉克说，中国“感觉有点像迪士尼乐园的“未来世界”，好像西方世界的缩影还在这里，但西方世界现在已经关闭了。”对他来说，重新融入人群需要一些时间。回国后第一次参加大型活动时，他注意到有人有口臭。“我想，天哪，我已经9个月没遇到这样的事情了。”